朱自清（1898—1948），著名散文家、诗人及学者。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亦说“实秋”）。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在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迁居扬州。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大弟朱物华，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早年官费留美，先入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又去欧洲考察，并进入英国剑桥攻读博士后。1927年回国，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哈尔滨工大及上海交大等校任教授、教务长、校长等职。小弟朱国华早年进入厦门大学法律系学习，1934年以全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进入上海法律界，一直工作到退休。 1916年，朱自清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到浙江、江苏等地教过中学。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从事文学创作，一直到他病逝。其间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朱自清先生随校南迁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再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秋，因病辞世,年仅51岁。
朱自清先生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16年，他考入北大预科后，当年的寒假回老家与武仲谦女士结婚。武仲谦与朱自清同龄，是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武仲谦属于那种中国传统式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婚后与朱自清先生生活了12年。10多年的夫妻生活中，武氏整日为丈夫与儿女们操劳，又时常拖儿带女逃避战乱，积劳成疾，于1929年因患肺病不治而去世，年仅31岁。武氏生育儿女6个。长子朱迈先，其后依次是长女朱采芷、次女朱逖先、次子朱闰生、小女朱效武、小儿朱六儿。朱六儿只1岁就夭折了。对于前妻武仲谦，朱自清先生一直充溢着对她真挚的情爱。在她去世三年后，朱自清先生在自己新婚三月之际所写的《给亡妇》一文，就是一曲朱自清先生与武仲谦的爱情颂歌。
朱自清先生与第二位夫人陈竹隐相识于1931年4月的一天。那时，陈竹隐正在北京艺术学院读书。这天，戏曲学院的教授、戏曲大师浦熙元带着陈竹隐和另外几个女学生来到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酒楼吃饭，正好碰上了朱自清。显然这是一次有意的安排。自朱自清先生的妻子去世后，叶公超等人看到他拖着几个孩子，实在是难得很，于是就开始为他的婚事操心。
那天，朱自清先生鼻梁上戴着一幅眼镜，显得挺文雅，但穿着打扮又显得很土气，尤其是脚上穿的那双乡下人称作“二道梁子”的老式布鞋。这身打扮，艺术学院的几个女学生一见面就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位大教授竟然土里土气到如此地步。当即有的女同学就对陈竹隐说：“太土气了，你就不要他了吧！”可陈竹隐不以为然，告诉她的同伴说：“他的文章我读过，我很喜欢他，也很敬佩他。”
陈竹隐，190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世代的书香之家，在12个兄妹中，她排行最小。从小由三姐教她识字，8岁进私塾读书，16岁时母亲去世，后来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毕业后考入青岛电话局工作。不到一年，便又考入北京艺术学院，曾接受齐白石、浦熙元等一代艺术大师的指导。
陈竹隐1932年8月4日那天与朱自清先生在上海一个广东饭店举行了极简单的婚礼。参加婚礼的有茅盾、叶圣陶及丰子恺等人。从此，陈竹隐作为一名少女，走进了一个有着5个孩子的家庭，一下子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坦然地陪伴丈夫朱自清先生走过了风风雨雨近17年的人生路。陈竹隐女士与朱自清婚后生有三个孩子，他们是三子朱思俞、四子朱乔森及幼女朱蓉隽。
陈竹隐女士一生，包括前妻的5个孩子，一共抚养了8个孩子，四男四女。她作为继母和母亲，深受子女们爱戴。新中国成立后，陈竹隐女士一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北京市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六届妇联委员及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
1990年6月19日，80岁的陈竹隐女士病逝。对于她的逝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还给清华大学发了唁函。
江泽民总书记的老家也是扬州。江、朱两家是三代的世交。两家相距也不远。1926年出生的江泽民总书记与1925出生的朱自清先生的二儿子朱闰生在中学时就是同班同学，彼此来往密切，友谊深厚。江泽民同志一向敬重朱自清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几十年来，两家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朱家的子女们还多次受到江泽民的接见。
朱思俞是朱自清先生最小的儿子，南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1952年进入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学习。后来，飞机系并入西北工学院（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朱思俞也随迁，并转为该系的研究生。1959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文化大革命”中，朱思俞由于对江青有看法，所以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打倒“四人帮”平反后，朱思俞调入天津南开大学元素所，从事计算机在化学应用方面的研究。后来，南开大学成立计算机系，朱思俞又调入计算机系工作，成为该系的第一代教师。朱思俞教授虽然是学工科的，但由于他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语言也情有独钟。因此，他在计算机语言识别与合成研究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曾主持过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与中文系共同研制的语言分析系列软件已获教育部教学成果奖。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开发了其他相关的项目，也被国家教育部列入重点教改课题。
朱自清的大女儿朱采芷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后在昆明女青年会工作，与石油工程师王永良结婚后，到上海，朱采芷进入上海松江县一所高中当老师。1948年，夫妻二人去台湾。而后王永良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工作。不久，朱采芷也去了美国。他们夫妻有二子三女，都已参加工作。
朱自清先生的二女儿朱逖先，高中毕业后就当了一名教师。由于她天资聪颖，又勤奋，后来自学了法语和日语。可惜她只活了22岁，就因暴病突然去世。有人说她很可能是日寇的一个特务毒死的。朱逖先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朱逖先是一名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在她出殡的那天，有许多学生自觉地前来为她送别。死时，他的弟弟朱闰生还为她写了篇长长的祭文，在她的灵前烧掉了，足见他们兄妹情谊之深。
三女儿朱效武小学毕业后，因家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读初中，便辍学在家。1948年结婚后随丈夫迁居上海。到上海后在他们的二叔朱物华帮助下，各自找到了工作。朱效武从事街道工作，一直到退休。
四女儿朱蓉隽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清华大学工作。长期与母亲陈竹隐老人住在一起。母亲去世后，朱蓉隽随丈夫去了美国。
长子朱迈先：含冤九泉终昭雪
朱迈先（1918—1951），朱自清先生的长子，小名九儿，阿九。他就是朱自清在《儿女》散文中提到的，让朱自清先生年纪轻轻就背上“蜗牛壳”的头生子。阿九自幼喜欢读《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朱迈先1918年9月出生在扬州，那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朱自清，还不到20岁。
朱自清北京大学毕业后，辗转于江、浙一带的几所中学教书，因此，童年时代的朱迈先大部分时间都在扬州祖父母身边度过。1925年，父亲朱自清北上，只身去清华任教，随后母亲武仲谦带着最小的两个弟妹去了北京，他们兄妹四人仍留在祖父母身边。不久母亲去世，父亲于1932年新娶了后母，第二年，父亲和继母陈竹隐才将他接到北平去念书。这时他已14岁了。父亲将朱迈先送进北平城里的崇德中学（现北京31中）念书，他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才生，日后成为电影界名人的孙道临那时与他是同班同学。
在崇德中学读书期间，朱迈先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校期间，他还负责编辑学生自治会的刊物《崇德学生》。除此之外，朱迈先还经常向一些文学刊物投稿。那时，在国内的一本由茅盾主编的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中，就收录了朱迈先以“幸不留”的笔名撰写的《北平一日》的文章。朱迈先的所作所为还在同学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著名剧作家黄宗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人的影响很大。早些年，杨振宁先生回国探亲时，曾向我国驻英大使陈肇源询问过朱迈先的下落。
朱迈先还是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的他已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北平的许大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积极投入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之中。1936年，还在读高中的朱迈先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后，朱迈先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了老家扬州中学读书。在这里，朱迈先一面读书，一面从事救亡活动，并受命担任中共扬州特委支部书记，还和中共地下党员江上青（江泽民总书记之父）等人在扬州组织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宣传抗日，慰劳抗日战士。
1939年，朱迈先组织的宣传团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朱迈先来到武汉后，曾向董必武提出要去延安学习的要求，董必武根据他的能力，劝他不去延安，直接进入广西的11集团军从事政治工作。朱迈先在组织的安排下，担任该军131师一个团的上尉指导员。1942年，131师调守南宁，曾参加过桂柳会战。次年，朱迈先被派往19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队长。
抗战期间，朱迈先一直在国民党部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由于他文化水平高，加之党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他没有养成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军官的官僚作风，又能平等待人。那时的他，已是一位很受部队战士欢迎的军官。抗战胜利后，蒋雄的191师开往海南岛的三亚，朱迈先也来到海南。到海南后，由于长期的劳累，朱迈先因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认识了护士傅丽卿，后结为夫妻
1949年6月，蒋雄从部队转到桂林任专员后，又举荐朱迈先任自己的秘书。同年12月，桂林解放前夕，由于朱迈先等人的积极工作，蒋雄手下的70000余名军政人员起义。其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学习结业后，朱迈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学任教，该校的董事长就是蒋雄。在同年12月的“肃反”运动中，蒋雄和朱迈先被捕，一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宁县。1951年11月，新宁县法院以莫须有的“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死时，朱迈先年仅33岁。一个民主斗士的儿子，就这样被自己的同胞的枪弹击倒了，从此含冤九泉之下。
朱迈先死时，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傅丽卿女士和3个年幼的孩子。
傅丽卿女士和朱迈先是1945年在三亚的海军医院认识的，那时她26岁，朱迈先29岁。朱迈先患了肺病，送进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在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正是由于护士小姐傅丽卿的精心照料，他才得以很快恢复健康。傅丽卿是满族人，1921年出生在广州。祖父是清政府的一位武官。父亲为人正直、善良。她曾在广东国民大学附中教书。
1946年10月，这对恋人终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甜蜜而艰难的生活。那时物价高得可怕，朱迈先每月90元的薪金，仅够买两斤黑市花生油。其他国民党军官则拼命贪污军饷，搜掠民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朱迈先面对身怀有孕需要营养的妻子，却连饭都几乎吃不饱。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他内心深感惭愧，对妻子说：“丽卿，太委屈你了，你跟着我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没有买一件好看的衣服，连回家探亲的路费都没有。”
1950年年底，一群公安人员突然来到了朱迈先家，连推带拉地将朱迈先带走。临行前傅丽卿急得痛哭流涕。此时一个有良心的公安人员告诉她说：“不要哭，我们将他带去问问，问清楚了就回来。”
朱迈先被抓已经3个多月了，还没有回到家中。一天，傅丽卿到狱中去看他，朱迈先无奈地告诉妻子说：“我的问题，现在已搞得十分严重，有些事情也无法说清楚，看来凶多吉少。”朱迈先劝妻子改嫁，不要因为自己的事耽误了妻子的青春，并叮嘱妻子将三个孩子能带上就带上，实在有困难就送到北京母亲那里去抚养。傅丽卿看到狱中的丈夫，脚镣手铐加身，悲痛欲绝，并安慰丈夫说：“你是一个好人，政府会将你的问题弄清楚的,我等着你，三个孩子也需要你啊！”
朱迈先遭遇不幸后，妻子傅丽卿又因自己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失去了工作，从此，全家生活没有着落。为此，她写信向北京的婆婆陈竹隐求助。十来天之后，傅丽卿就收到了婆婆陈竹隐从清华大学寄来的30元钱，解了她的燃眉之急。此后的一段时间，婆婆几乎每月都要给他寄20或30元钱，每次来信，婆婆都要劝慰媳妇放宽心胸，养好孩子。
傅丽卿的生活虽然有婆婆接济，但仍然很困难，丈夫含冤去世之后的几个月，她的小女儿又夭折了。那时，作为一个“反属”的傅丽卿，要找到工作的确十分困难，到处碰壁。直到1953年，傅丽卿凭着自己过硬的业务终于到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了一名护士。1956年，医院由桂林迁往南宁，后改名广西民族医院。由于她工作认真，干得很出色，年年被医院评为优秀医务工作者，并被提升为护士长。
“文化大革命”中，傅丽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头发，还多次遭到毒打、抄家，游行示众。她身上至今还留下了不少伤痛。
在那时，傅丽卿女士的两个孩子朱寿康、朱寿嵩也下放到农村。因受牵连，两个孩子多次在招工升学及当兵时都没有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后，朱寿康连续两年考出好成绩，但是由于政审通不过，而名落孙山。还是在第二年考试后，南宁地区第二次扩大招生，朱寿康才被录取到南宁第二师范。朱寿康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在是南宁市三中的物理骨干教师。二子朱寿嵩，现在民族医院图书馆工作。
1982年8月，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女士在和朱迈先结婚36年后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第一次来到北京，跨进了朱家的大门，拜见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支持过她，并无比思念的婆婆陈竹隐女士，从此和弟妹们得以团聚。这也是朱自清先生的后人第一次真正的大团圆。次日，她还带着孩子，在弟妹们的陪同下，来到北京西郊的公公朱自清墓前长跪不起。
二子朱闰生：与江总书记交谊颇深
朱闰生（1925— ），1925年出生在扬州。他就是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所提及的“妻”拍着的“闰儿”，朱自清先生的二子。朱闰生小时候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4岁时就随母亲武仲谦回到了扬州老家。自此以后，只有每年暑假朱自清回扬州老家时，朱闰生才有机会和父亲在一起。
朱闰生在扬州读中学时，与日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是同班同学。
朱闰生在扬州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了，他的辍学并不是父亲的心愿。那时已懂事的他，知道自己即使考进了大学，父亲也没有力量来供给他上大学，于是就想到自己应该早点出学校，找份工作，以便减轻父亲的负担。
离开学校后，朱闰生到镇江一所小学教书，后到南京一家报馆里工作。在南京，朱闰生接触到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这些人对他影响较大。另外，在南京，他目睹了国民党镇压学生民主运动、镇压群众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活动，知道国民党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党，因此，他失去了对国民党仅有的一点希望。
不久，父亲病逝后，朱闰生又在南京读到了许多关于纪念父亲的文章，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也使他看到中国的未来，希望在共产党。那时，在报馆里工作，还是一份难得的工作，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朱闰生毅然辞职离开了报馆。
南京解放后，朱闰生来到北京，进入华北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财政厅工作。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委员，直到离休。从在扬州读中学开始，朱闰生与江泽民同志彼此就有着很深的交谊，此后一直都有来往。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北京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还曾到清华园去看望朱闰生的后母陈竹隐女士。江泽民同志还对陈竹隐女士说：“说起来我是朱先生的晚辈、学生。”
1988年朱自清诞辰90周年时，扬州市举办关于朱先生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为此，朱闰生写信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参加。在信中，朱闰生还向他报告了扬州将修复朱自清故居等有关事情。接信后，江泽民同志因公务繁忙，不能与会，便复信给他，还作了一首七绝给他，以表示对朱先生的敬意。信中这样写道：“回忆少年时期常去你们家，看到令祖父小坡老，再读《背影》一文，感到分外亲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歌颂了朱自清先生的民族气节。”江泽民同志的《七绝》是：“《背影》名文四海闻，少年坡老更情亲。清芬正气传当世，选择诗篇激后昆。”
199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及清华大学筹备朱自清先生的百年诞辰活动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获悉此事，希望见一见朱自清先生的家属。于是，朱闰生从山西赶到北京。为此，江泽民总书记为朱自清先生百年诞辰又作了一首五律。诗是这样写的：“晨鸣共北门，谈笑少时情。背影秦淮绿，荷塘月色明。高风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淡传香远，文章成百名。”
江总书记在接见朱闰生的母亲及弟妹时，还告诉朱闰生及全家说：“这首五律是我一气呵成的。第一句‘晨鸣共北门，谈笑少时情’，讲的是小时候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生活的愉快感情。”讲到这里，江总书记问朱闰生：“你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经过扬州城北门去上学的情景吗？”朱闰生马上答道：“当然记得，那时候，我的数学不好，你数学常考第一，放学后还常常给我补课。”朱闰生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三子朱乔森：毛泽东孙子的导师
朱乔森（1933—2002），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学者。1933年8月出生在北京。朱自清先生的第三子。母亲是陈竹隐女士。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受父亲朱自清的影响，1948年5月，朱乔森还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12月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高中还没毕业时，朱乔森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4月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便从事哲学及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他还精心研究了李大钊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并与同事一起写了《李大钊传》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李大钊的传记。
1973年，朱乔森调北京市农林局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即1978年5月，朱乔森调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先在《中央党校通讯》编辑部工作，后任中央党校《理论月刊》编辑部副主任，再后就到中共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思想教研组任组长，1991年任中央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在党校工作期间，为了实现他们全家和父亲生前的愿望：出版《朱自清全集》，朱乔森不辞辛劳，做了许多资料的搜集和前期准备工作，还搜集到了父亲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几十篇佚文。在他的努力之下，12卷本的《朱自清全集》出版了。
朱乔森教授还先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求是》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解放思想的先驱、坚持真理的楷模——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等几十篇论文，在学术界受到好评。1991年，他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共产党70周年党史学术论文评选中获二等奖，并获中央党校科研成果奖。
作为一名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家的博士生导师，他除了对党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外，还通晓古今、学贯中西。他开设的课程有党史、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课程。他的每一节课几乎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指导研究生的学习时，常常引用著名史学家范文澜的一句名言告诫他的研究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并要求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应该关心现实，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1992年就读于中央党校的博士生时，其导师就是朱乔森教授，他研究的方向就是中共党史。毛新宇说：“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中共党史的专业知识，还受到了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毛新宇还说：“朱乔森老师的父亲朱自清先生是我爷爷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表扬过的伟大爱国主义者。朱老师显然是受到了父亲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长期地超负荷地忘我工作，从20世纪末期开始，朱乔森教授就患上了直肠癌，不久又转移到前列腺，后来又转移到肺。此后，他又患了心肌梗塞，经抢救，终于从死神面前挣脱出来。
几年中，朱教授一直同癌魔作斗争，成了抗癌明星。他还为广大癌病患者介绍了抗癌的经验。他告诉那些病友自己的抗癌体会是：“首先精神上要放得开。我是解放前的老党员，那时，蒋介石没把我咋样，我就不信癌症会打垮我。”他还告诉广大癌病患者说：“癌症不见得一点好处都没有，苦难是人类的朋友，苦难促使人们拼搏，只有拼搏才会使人的生命迸发出火花。其次，不要拒绝医生的一切治疗。化疗很痛苦，一个疗程14天，我做了20多个疗程的化疗，吐得肚里已经没有东西了，还在吐，但还要做，决不放弃。因为我有许多事要做。”他还说：“我的癌症已转移了三次，也就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癌魔折磨他的日子里，朱乔森教授仍然是那样乐观，对生命充满希望，他告诉病友们说：“我能活过来，就不容易，活这么长时间更不容易。直到2002年4月5日，朱乔森教授终于平静而坦然地走了，享年68岁。朱乔森教授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等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