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鸿声
作者： 时间：2014-11-04
赵鸿声，男，1931年11月生于天津市宁河县。1948年到瓷厂学徒。1950年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后在华东军区三野领导机关工作。1953年入党。曾任干事、编辑等职。荣立三等功一次。1969年转业到唐山陶瓷工业公司。曾任设计组长、河北省陶瓷科技情报站站长，《河北陶瓷》总编辑，荣立过一等功。
著有《中国陶瓷史话》（世界语）、《陶瓷制作》、《唐山陶瓷》。曾参与《中国陶瓷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工艺美术大全》、《唐山市科学技术志》等书的编写。个人事迹载入《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中国出版人名辞典》、《中国轻工业当代经济技术专家辞典》、《当代河北省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大辞典》等。1993年退休。
60多年前的一张合影。我和高福芝二人佩戴着红花，在工厂鼓号队护送下，告别家乡和工厂去部队报到，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这是入伍送行时的合影留念。记录着当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和生活足迹。有人初看到此照以为是我们的结婚照。恰巧，我们真的没有照过结婚照，也几十年走过来了，现在就拿它抵作我们的结婚照吧！
我们如今都已84岁。都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旧中国有500万产业工人，有500万知识分子。在这为数不多的产业大军中，我们当在其中；我们虽然只勉强上过初中，在那时来说，也就认为是小知识分子啦。因此，我们从此就有着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双重身份。入伍考试合格后我们被录取为军干校学员，自身也从此转变成革命军人，自然家里人也成为光荣的军属。 后来知道，开滦煤矿职工报名参加军干校的有几千人，陶瓷行业报名的也有几百人。因为企业要生产，要为新中国增产财富，参军的职工个人条件也各有不同，一般年龄多偏大，文化也偏低，以及养家等具体困难，不能自己说走就走。在当时的唐山第五区东西缸窑就只有高福芝我俩光荣入伍。
我和高福芝本是同一个厂志同道合的工友，也都从事着工会活动，都是工人代表。她还是厂党支部书记、省妇联委员。是她在省里开会回来，由她在陶瓷职工大会上转达省委领导传达的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动员。我们志在报国，心里一致想着不为国家捐躯就作终身伴侣！于是带头报了名，并被批准，从此我们便一直走在一起。那时一批同志去了东北，随后入朝，我们则由军委调到江南，经过学习，同去的战友们分配到祖国各地。有的到了空军、海军，有的到了东海边防或西北三线，有多位战友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奉献青春以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俩先后调入华东军区三野领导机关。几年后她转业到杭州市人民政府。1955年我们在部队结婚。部队机关同志为我们举办的婚礼简朴庄重，很热闹了一番。尽管没有家人参加，部队就是我们的家！婚礼过后，机关食堂已经过了开饭的时间，我们俩上街吃了几角钱的锅贴。婚礼上没有披婚戴戒指之类的繁琐形式，之后也没有补照过结婚照，也不知道要那些有啥用？
我则一直在南京军区机关工作，直至20世纪最后一年。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俩携带家中老小一道回至唐山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经过了部队这20年后回到故乡来，我们已是经受了锻炼的干部，思想也进步了一大块。我们不追求名位待遇，竭尽个人的努力工作，把故乡培育的这两颗种子，重新播回养育过自己的这片土地上。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道中，我们决心做一颗坚定不移的铺路石子，时刻对照党性的要求，完善我们的人生。我们交往的有多位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北京、南京、石家庄三位老红军视我们为忘年交，基层的许多新老工友把我们看成最知心的人，来往不断。我们一生虽然很平凡，但觉得对得起工人阶级和人民军队的培养，无怨无悔，感到生活特别充实。
以这张老照片抵作结婚照也未尝不可。毕竟我们共同走过了这么多年，如今安享晚年。这张老照片中如今已有六位辞世，从左起：高鹤鸣、冯国祯、王作轩、刘瑞珍。右起：王洪兰、尚华甡。我俩和边瑞兰都健在，中间的周志中已入住敬老院。但我们几个人仍时常电话问候、互相关怀、共话当年在一起的青春岁月。
